不，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 / 翻译

批评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指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有一个狭隘的经济理念。这是错误的 —— 并且他自己的工作可以利用对于社会冲突和进步如何真正发生的一种更为结构性的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在中断了四十年之后，它的后人现在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存在着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东西，且解放运动可以为争取这替代物而奋斗。正如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他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中写道，「广泛的不满仍旧是怪异般的沉默和内向的...... 它完全缺乏进行超越当下的思考和想象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能力」。而现在有一种新的共识，即批判理论应该反转这种趋势。

霍耐特的转变肯定是受欢迎的。实际上，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之一，曾在2001年至2018年期间追随麦克斯·霍克海默的脚步，担任法兰克福著名的社会研究所的所长。

这种影响也应该告知我们对霍耐特今天所进行的批评理论的方向的评估。他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这一传统从卡尔·马克思转向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近年来，他也采取了实用主义转向，但他完完全全没有重新考虑他的整体轨迹，即把批评理论扎根于唯心主义。然而，其它想要奋起迎接想象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挑战的人确实应该重新考虑这种方法。

霍耐特对转向马克思的反对基本上是几代人在学术圈的礼节习俗 —— 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还原的、经济主义的、决定论的、生产主义的、同质化的，等等。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挑战霍耐特，而是在一个不同的且更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对他进行批评。更重要的是，霍耐特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衬托，导致他遮掩了统治之现实并从而暂搁了关于如何解决这一事情的问题。

霍耐特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这样一种理论，即它的经济主义使它看不到霍耐特他自己的观点所阐明的广泛的、解放性的视野。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优点恰恰在于它坚持分析制度约束。这样的分析并不像霍耐特所想象的那般离实用主义那样遥远，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一些比他提出的关于我们在改变世界时所面临的障碍在政治上更显著的东西。

 

阶级还原论？

根据霍耐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使用了一种站不住脚的结构-功能主义逻辑，或者说它只考虑了为资本积累的利益服务的规范和价值。它也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它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由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以结构为条件的竞争。霍耐特认为，关于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派学说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它把所有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冲突都看作是出于经济动机，而历史现实则表明，对不公正的经历和对受挫的希望的经历有着更为庞大的激励力量。这结果并不好，因为马克思主义草率地、武断地限制了解放的范围，也限制了对非经济的统治形式进行批判的基础。根据这种解读，马克思使我们忽视了自由的主体间结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未能设想在阶级社会的衰败之后的人类繁荣。

霍耐特

在《不尊重》和《对承认的斗争》这样的开创性文本中，霍耐特声称，不尊重和羞辱的感觉 —— 而不是经济利益 —— 才是社会冲突的根本动力。霍耐特用黑格尔的主人和奴隶情景来说明统治性群体（领主）将规范视为自然的物自身的倾向，而被压迫群体（仆人）则以一种挑战排它性实践的、不同的变革性的态度与规范相关联。霍耐特后来认为经常发生的社会斗争的根源被认为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任何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都会试图诉诸于已经制度化了的规范，（但这些规范是以霸权性的方式来被解释或应用的），同时，通过依靠这些规范来为TA们自己被边缘化的需求和利益提供道德上的正当化，使得那些规范与统治性群体相对抗。」

对霍耐特来说，对承认之要求的道德视野有可能是无休止的 —— 为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广阔的解放理念打开了概念之门。但这个理念不仅是道德上的。正如霍耐特清晰表明的，这些道德争辩也通过挑战凝聚了体制的规范来形塑体制，比如在律法中。因此，解放是被统治者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统治性的规范被不断修正，以便在主体间和制度上变得更具包容性。

马克思所声称的未能发展出一种关于人类繁荣的广阔思考方式，也使批判理论偏离了其促进和支持解放斗争的使命。批评理论有一种独特的自我认识，认为它与解放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 具体来说，就是延续了马克思的信条，即批判哲学是「时代的斗争与愿望的自我澄清」。根据霍耐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一努力中也失败了，因为TA们想象社会主义不仅会带来阶级社会的崩溃，而且会一举解决所有的社会冲突。不幸的是，TA们的经济主义使TA们无法思考解放斗争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的特殊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过早地隔绝了对承认的斗争，限制了它对解放运动的有效性。因此，在霍耐特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无法真正是「批判性的」。

然而，批判理论的麻烦在于，马克思主义仍然寻求是一种不同于各种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唯一严肃竞争者。霍耐特不情愿地承认，马克思做的正确的是一种历史理论，它将批判果断地从视社会为一种个人精神的宏观整体中转移出来。其它传统，如自由主义、古典共和主义、或精神分析，倾向于将社会变革视为是个人试图从其欲望的内部异律性中解放出来的尝试所产生的副产品。无论一个人是在与一种不自由的意志、武断的律法、或俄狄浦斯情结作斗争，这根本驱力都是为了自主性。相比之下，马克思坚持一种社会自由的观点，群体通过斗争来教育自己，以扩大对于所有个人的自由的绝对范围。也正是在这个元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对立的所谓的狭隘关注激发了霍耐特关于批评理论应该做什么的另一种想法。对他来说，解决方案必须避免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要牢记集体。

霍耐特的落脚处是一种唯心主义式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优点是解释了在被压迫群体中的能动主体如何内化统治性规范，重新解释这些规范，然后利用贯穿整个社会的对这些规范的相互共同期望来给自己提供制度上的筹码。相互共同期望是解放实践的一种激活条件，因为它们为挑战片面的解释并使它们更具包容性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因此，制度可以改变，以适应在一个社会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新解释，而这一过程本身是固有地具有冲突的。这个过程「在面对趋向发生对它们的自然化的一种顽固趋势时」必须周而复始地挑战社会中的统治性规范。

约翰·杜威

最终，黑格尔和约翰·杜威联合起来，用一个既非个人主义也非经济主义的关于承认的新实用主义理论取代了马克思。那么，批判理论应该做的是清晰表达和解释位于人类科学中的对于承认的斗争，以产生解放性知识。

 

道德心理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理论中早已声名狼藉，那么对霍耐特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衬托，因为它有助于证明他的规范性理论以及该理论对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有用性。简而言之，他的观点是要表明，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有限，它既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具有批判性，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激进，且这就确保他的理论有相对更广泛的愿景。

多年来，霍耐特的批评者们不断指出将前政治经验作为理解不公正的一种规范性参考点的各种问题。南希·弗雷泽著名地论证到，揭开所有不满的基本道德结构这一做法初步上是不大可能的。对她来说，只有将政治社会学有倾向性地还原为道德心理学，才能使霍耐特将对承认的斗争投射到每一场冲突中。其它人也注意到这一个缺乏社会学内容的形式理论的奇异的简单性留下了一个真空；即使人们同意承认最终会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又怎样？我们对承认的渴望几乎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实现它。

在霍耐特的全部作品中，有一个讽刺的转折。他的承认理论看起来似乎因其广泛的规范视野而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但在清晰表达什么系统机制需要改变以及什么会使这些机制改变得更好时，它也是空洞的。对霍耐特来说，解决任何的社会冲突都涉及到对统治性规范的重新解释。毫无疑问，它确实如此；但这个最低限度的主张没有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如果人们意识到在基本的社会机构/制度中遇到了不尊重，那么是什么阻止了对承认的渴望成为有效的政治要求？

在21世纪初，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杨开始将「结构性不公正」的概念进行理论化，使用关于统治（被定义为对自我决定的制度性约束）和压迫（被定义为对自我实现的制度性约束 ）的规范性范畴来进行。然而，霍耐特却把关于什么推动着社会斗争的主张过度概括成关于补救措施和目标的主张，把统治塌缩为压迫，并拒绝认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有意义的差异。这是以掩盖统治为代价的 —— 并且从而含糊了他所指的自由或解放的含义。

承认理论遮掩了统治，因为在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中，它忽略了对于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说十分显著的规范性；也就是说，被统治者要面临对抗的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约束。仅仅说被压迫的群体有兴趣重新解释霸权式规范，并会因此生产在批判理论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解放性知识，这么说是不够的。很明显，有一些东西阻碍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同意，在其最终意义上，承认是自由所带来的东西，但不能因此断定这些欲望会导致任何人充分深思防止实现它的障碍。

很可能霍耐特和马克思主义谈论的是不同的问题，并且他甚至可能是对的，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重新解释统治性规范的斗争的无休止性纳入它的方法论中...不过它怎么会想纳入呢？结构性不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而且，与霍耐特相反，如果我们坚定地致力于结构性统治 —— 而不仅仅是一般冲突 —— 应该停止存在的想法，那么这个关注点就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不希望提出一个，将结构性不公正扎根于人类这样的存在中的本体论主张。不会具象化批判理论应该想要破坏的不公正，这样做就没有任何有吸引力的理由。

想要说明一种消除所有社会斗争和冲突的兴趣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冲突不是不公正的必然症状，冲突是由统治之关系或者说冲突的一方受到的压迫所引起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对霸权式的、自然化的规范进行挑战的许多冲突对于促进社会包容性的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来说是健康的。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确实可能会是持续性的。但是一个适当的批判理论应该能够区分，可能会一直存在的冲突和人们希望不会一直存在的结构性不公正。

统治的持续存在要求批判理论与社会科学相介入合作，而不仅仅是道德心理学，以免对正在进行的规范解释过程的哲学重构无法促进思考如何改变那些我们再也不能够接受的东西。霍耐特对道德心理学的关注反而倾向于促使一种对于规范和制度的过于宽泛的概念，使得关于约束的问题黯然失色。这种视角是否能使它自己对社会运动有用还不确定，因为对约束的适当深思通常是政治策略的启发所在。

最终，规范解释的过程等同于什么还不清楚。它太模糊了，正如批评理论在促进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唯物主义时刻

到目前为止，把论点陈述出来的一种方式是，霍耐特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论不是主要关于人类动机或规范性欲望。相反，它是关于，面对结构性不公正，如何思考关于改变世界的问题。

霍耐特不明白为什么一种阶级分化式的结构性不公正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对于解放的意愿。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入重新解释统治性规范的这一想法中，就好像约束只存在于人们的想法和感觉，而不是在伴随着统治的不利激励和不利约束中。

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比霍耐特所归结于它的，更为温和、更有政治意义的主张，那就是必须消除由阶级统治所强施的约束，以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更广泛的目标。它也不像霍耐特想象的那样离实用主义那么远。

首先，发展一种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是有可能的。拉海儿·耶吉主张通过将社会实践这一想法与问题解决这一想法结合起来，保留道德批判的「唯物主义时刻」。社会实践是一种非正式的、重复的、受规则管治的行为，它是某些制度之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不能被还原为那些制度。参与这一实践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理解TA们必须做什么才能使这一实践成功地作为其类型本身的实践，也就是做一种判断，且这一判断往往基于隐含于实践中的某些规范。

实践也有着它们自己内部的关于解决问题的动态关系。当人们面对约束并试图做些什么，或试图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时，其结果很少是一块干净的石板。相反，TA们倾向于创造，其它人必须在未来与之抗争的新问题。同时，对社会行动者施加约束的实践的隐性规范也提供了道德和意识形态资源，以识别出确实存在着一个TA们必须提出解决的问题。这些嵌入了的规范使人们能够或不能够认识到存在着一个问题，或者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这为人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说服别人这个问题必须被解决设定了特定的方式。

一个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很有帮助地极少化了唯心主义倾向，即有目的地将社会发展解释为一个漫长的道德进步的进程的倾向。统治性规范是存在的，但它们的存在是对阻碍着对它们的重新解释的约束的回应。因此，人们对TA们的约束有各种不同反应，这些反应涉及从在意识形态上同意失败认输，到对不平等的深层怨恨的全部范围。

 

愤怒的社会底层人

这样的观点隐含在1970年代后的许多试图阐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力」的分析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中。例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推动了一个有影响力的，阶级斗争式的、或以冲突为中心的研究项目，与早期的「关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对比，后者假设为真了技术决定论的、目的论式的历史理论，而霍耐特的批评似乎总是针对后者。

布伦纳的想法是，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直接生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合在一起，使人们定期获取/使用土地、劳动力、工具、或再生产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其它资源得以可能。构成这些关系的实践相联网络决定了一个人对，取决于TA在这些关系中的位置的社会产品的获取。布伦纳将这些关系称为「社会-所有物关系」，以澄清它们不仅决定了个人可支配的资源，而且更普遍地决定了个人如何获取资源和TA们的收入。

简单地说，社会-所有物关系制约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其所拥有的东西；一个人的位置决定了其必须做什么来获得其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个人和家庭们会有系统组织性地采取一套特定的经济策略，以对应它们遭到的约束。布伦纳将这些策略称为「再生产规则」，这些规则，在总体上发生，并产生了相应性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发展模式。这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到目前为止，这后一种观点的规范性范围还没有被充分发展出来，但不难看出它可能是什么样子。与所有的实践一样，再生产的规则及其相应的社会-所有物关系都有着规范，参与者通过根据与结构本身一起被假定和再生产的目的和目标，来认知这些规范的失败或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在历史上具有特定意义的意义上，某些针对社会式的再生产的规范是如何出现的（例如，努力工作应该得到高额回报），这些规范构成了人们清晰表达正义要求的基础。

规范性和物质性在历史发展模式中是相互纠缠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黑格尔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很少仅仅因为「社会底层人」在挨饿而爆发——而是因为TA们也感到愤怒。资源匮乏是通过规范性期望来感知到的一种现实，这些期望是根植于文化的，但也（决定性地）适应了资本主义放置在每个人上的竞争性约束，而不管文化倾向/秉性如何。

 

倒立着的黑格尔 / 归罪于黑格尔

历史唯物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坚定地致力于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在历史上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这些条件对自我决定或统治产生了同样特定的限制，这些无处不在的限制抑制了各种解放斗争。

实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能以一种包罗万象的承认理论所无法做到的方式来阐明规范式复杂性。它将研究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统治支配的人，是如何介入利用规范来对抗约束的。选择不多的人往往经常使用可用的正当理由来横渡这些规范，这与分享价值观和理想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允许一种健康的怀疑论，例如，资本家阶级的成员是否真的共享一种民主自由的理想。也许TA们以民主的名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者TA们对民主的让步是更为事态格局性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世界上的资本家、银行家和金融家并不是因为缺少社会尊重而介入参与阶级冲突的。

总而言之，社会结构的发展不可以被还原为争取承认的斗争。在进行这样的一种还原时，人们将错过社会冲突的大部分纹理 —— 即矛盾、约束、支配 —— 做到这点的代价是变得越来越远离关于政治策略的有意义讨论。而没有这些有意义讨论，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想象中和在事实上都将仍是遥不可及的。

那么，如此一来，黑格尔的归宿就是站在他的头上倒立 / 错误就在黑格尔 (Where Hegel belongs, then, is stood on his head)。【"stand on one's head" 有「轻易完成某件事情」的意思，同时，"on one's head"有「归罪于某人」的意思。——译注】/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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