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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欣人欣火
哪怕只是提议将性差异视为本体论问题讨论,也会引来哲学(这一学科是传统本体论问题的把关者)和性别研究两方强烈的反感,这一态度并非毫无理由。这「两方」不情愿的背后至少有一个共同理由:这一提议毫无新意。传统本体论和传统宇宙论极其依赖性差异,将性差异作为其根本原则,或其结构化原则。例如阴-阳、水-火、地球-太阳、物质-形式、主动-被动——这类对立(通常具有直白的性含义)是传统本体论和宇宙论的组织原则,同时也是天文学等其他科学的基础。而这也是拉康为什么会说「原始科学是一种性化技术」1。而在历史的某一节点,围绕着伽利略革命和其影响,科学和哲学与这一性化传统同时决裂了。如果可以简单泛泛地总结当代科学和哲学的特性,那这一特性就是现实的「去性化」,即抛弃性差异,不再将性差异视为一项为现实提供其合理性和识别性的组织原则,无论这种抛弃是否直接。
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视性差异本体化为糟粕的原因非常明显。在本体论层面遭到强化的性差异,被牢牢地锁在了本质主义之中——它成为了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的组合游戏。因此,用当代性别研究的话说,性差异给社会规范及其内容的社会生产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本体论区分,使其随时可以本质化「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传统本体论也因此是一台机器,不断生产着「男性」和「女性」本质,或者更确切的说,不断将这些本质置于存在中。
而当现代科学与性化本体论决裂时,它同时也与本体论本身决裂了。现代科学不是本体论;科学既不假装给出本体论陈述,也没有从科学的批判角度认识到,它自己依旧在做出本体论主张。科学只在意科学,至于科学的本体论预设和其政治、伦理等后果,就由其他人担忧吧。而科学也允许其成果由其他人随意应用。
而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现代哲学不仅与性化本体论决裂,它也同时与本体论本身决裂了。康德是与这一决裂联系最深的哲学家;要是一个人无法获取与物自体相关的知识,那「存在作为存在」的经典亚里士多德式本体论问题似乎就失去了意义。本文将不讨论康德式哲学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具体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关闭了本体论的大门(且一些人说康德让我们困在了自身的话语构建中,无法接触实在),还是为一种新的、大不相同的本体论打下基础。
不论如何,本体论辩论在淡出哲学舞台前沿许久后,尤其是在长时间不被多数欣赏后,现在却正在强势回归哲学前沿讨论,并且已经导致「新式本体论(new ontologies)2」这一词的出现。具体来看,这些新式本体论们是全然不同的哲学项目。但可以肯定的是,性差异在新式本体论们那里,不占据任何形式的地位。根据新式本体论,存在与性差异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既然我们在讨论精神分析和性差异,那不经批判就将弗洛伊德和拉康引入性差异本体论层面的讨论,就显得十分不妥3。几十年内,精神分析的捍卫者做出大量杰出的努力,只为展示精神分析和任何种类性本质主义的不相容性;在这里导入拉康和弗洛伊德,似乎不仅背叛了那些捍卫者的努力,也背叛了拉康和弗洛伊德本人对本体论的看法。对于上文提到的由伽利略科学革命带来的现实去性化,精神分析(至少弗洛伊德-拉康一派)毫无怨言。精神分析对西方文明的诊断并非是「对性的遗忘」,更不将自己视为传统的性本体论的复辟者。恰恰相反,它把自己和(自己的「对象」)视为本体论去性化的延伸4。正因如此,拉康才会强调,「无意识的主体就是现代科学的主体」,以及「只有在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断裂发生之后,精神分析才得以成为可能」。我讲这些,并非是要论证精神分析不像常人所想那样,以性层面为中心,或者试图推广一种文化版精神分析。相反,精神分析的性层面与生产意义的组合游戏的大不相同:它恰恰是扰乱后者的东西,并使之不可能。我们首先需要看清真正的分歧所在。精神分析不仅与去性化共存,与作为性化技术和性化组合的本体论和科学决裂,同时也毫不妥协地声张,性层面是无法被还原的(非质料)实在。这两者完全不矛盾。正如荣格的「修正主义」立场中没有矛盾:它既完成了性层面的彻底文化化(被转录为文化原型),同时也不愿放弃本体论层面的组合原则(两个基本原则的组合)。精神分析的教训和原则并不是「让我们付出全部精力,将性(的意义)作为我们的终极视野」;而是将性和性层面,(这些被赋予过多意义和解读的概念),还原至本体论上的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是不可被还原的。
拉康强调过,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新本体论(例如,性化本体论),我在这里附和他的观点。但我之所以要检验本体论框架下、精神分析里的性差异概念,并不只是为了重申它们(性差异和本体论)的不相容性或极端差异性。原因比这要复杂,而精神分析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依旧更加有趣和复杂。也许最好的说法是,在「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本体论」这一论述里,其所暗示的两者的非关系(non-relation),是最为亲密的一种非关系。这种表述希望能在下面的内容中证明自己。我希望下文能合理化我这一表述。
在强调性别仅仅是社会或者文化构建时,其导致的其中一个概念僵局是,这种观点依旧困在了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巴特勒看穿了这一困境,这也是为什么她的哲学通过联系表演性理论,激进化了社会/文化构建理论。「表达性」预设了先于表达和独立于表达的存在,而与之相反,「表演性」则指为自己表达内容创造本质的行动。这里没有什么事物预先存在。不同话语体系的社会符号实践和它们的内在对抗性,创造了它们所规范的众多「本质」,或者说现象。这种创造所需要的时间和重复的动能,打开了唯一的自由空间(可能改变或影响这个过程)。表演性理论和古典语言学理论(言语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引入了时间的元素:在表演行为的瞬间,表演并不立即创造现实,(不同于「我宣布这期活动正式开始」);相反,表演性指的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符号构建通过重复和再现成为了自然,而且「只是自然」。语言所捕捉到的自然只是话语的沉淀,而对于巴特勒来说,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辩证法仅仅是文化的内在辩证法。文化同时生产又规范着(话语中的)自然。我们不再讨论两件事情:我们处理的不再是两个术语:社会符号运动和这一运动的基础;相反,我们处理的是类似于「一」(话语体系)的内部辩证法,而「一」不仅规范着事物,也创造着它所规范的事物,这一理论也因此具有深度。至此,巴特勒的表演性实际上是一种话语的本体论,同时负责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逻格斯。
在很大程度上,拉康精神分析似乎与巴特勒的说法并无冲突,而这也是一般的观点。能指和大他者领域的首要性,语言作为现实和无意识的构成部分(包括欲望的辩证法),象征界的创造性及其内在辩证法(例如象征的因果性、象征的效率、能指的物质性的概念)…但除去这些(无可争议的)的主张,拉康的立场与上述表演性本体论有着不可还原的不同。为什么呢?而拉康坚持的性层面的实在界地位是什么呢?
拉康的哲学并不仅仅是考虑和理论化了大他者,并将精神分析的「有活力的(双关)」概念(力比多、驱力、性化身体)放置在了实在的位置,与存在和象征相对。这种说法和它所暗示的观点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拉康的理论起点是「一」(而非二,拉康会把二放在一起阐述)。拉康从能指的「一」开始。但拉康的观点是,随着「一」创造出它自己的空间和充斥其中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被添加到其中。这个其他东西可以说做是表演性生产的一个寄生物;它不是被能指化本身生产的,而是与之同时,或者在其之上,被生产出来。它本身与能指运动不可分割,但与话语中的其他存在不同,它不是被话语创造出来的。它既不是一个象征存在,也不是由象征性构成。相反,它是象征界的一个剩余。它不是存在:它只能作为象征界的一个断裂效果而被辨别出来,但同时又不是象征界自身施加的一个效果,或者任何能指的效果。能指的涌现无法被还原成象征界运动,也无法被象征界运动完全代表。能指不仅生产一个新的象征现实(包括它自身的物质性、因果性和法),同时也「生产」,或者说打开了拉康称之为实在界的层面。实在界无可挽回地玷污了象征界,毁坏了它所谓的纯净,并解释了为什么纯粹差异性的象征游戏事实上永远受规则限制。上文提及「有活力的」现象(力比多或原乐,驱力,性化身体),就是在实在界这一空间或层面里,得以维持与象征界的脱节性5。甚至说的更简单一些,实在界本身就作为象征界自身的脱节化。正是在这里,精神分析所谈论的性层面被置于其中。对拉康来说,无意识的性层面并非是与某种荣格式原型的遗留物有关,而这一遗留物即使在世界的去性化(「去魅」)以后也留着我们心内;相反,性层面是世界去魅的新伴生物,是随着去魅而展现自身的实在。它既不是某种性化组合的残留物,也不是完全在任何组合之外的性的某些方面。相反,性层面是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组合之上的产物-它是能指运动产物以外的产物,不属于存在和其规范层面的产物。
性层面(作为实在界)不是某种存在于象征界之上的存在;性层面的「存在」仅仅是象征空间的弯曲,而这种弯曲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能指运动总是产出额外的东西。这也是性层面就是实在界的唯一原因。并非是精神分析通过自身经验,发现了性层面,并确立其为最终的实在。这种说法精神分析意味着将性层面,这一不可还原的事实,放在了实在界的概念空间里,而两者的概念化相互独立。换句话说,性层面仅仅与最为实在的概念相对应。但现实并非如此:从性层面的内在矛盾开始,从它悖论的本体论地位开始,我们无法将其视为简单的事实,这才导致了精神分析阐述实在界这一新概念。实在界并非是基于性层面;「性层面是实在界」,并非指后者定义前者的本体论地位。恰恰相反,正是精神分析对性层面(以及它的帮凶——无意识)的本质的发现,才导致后来发现和概念化了一个单一扭曲的拓扑学空间,而这一空间被赋予了「实在界」这一名字。
这一能指所产生的剩余,不仅创造出自身的场域,也以某种方式扭曲和磁化了这一场域。这使得象征界,或者说大他者的场域,永远不是中立的(或者说,永远不存在于纯粹差异性的结构中),而是矛盾的、不对称的、「非全部的」,被其本质的对抗性所占据着。换句话说,话语空间的对抗性并非源自它总是「包含」多种元素,或者多种「多种」,而它们之间相互竞争,没有适当的统一;相反,话语空间的对抗性正是这众多「多种」存在的空间。正如同对马克思而言,「阶级斗争」并非单指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社会的构成性原则。这类对抗并非简单存在于矛盾方之间,它是这种矛盾的结构性原则,也是参与其中的元素的结构性原则。
精神分析所概念化的对抗性并非来自于任何原初双重性或多重性,而是与这一个事实有关:能指创造出的「一(One)」总是同时是「一加(OnePlus)」。正是这一无法被指定的一加,既不是一,也不是无,导致了「一」的场域的根本不对称性和分裂。在拉康那里,「加(Plus)」最泛泛、同时也最准确的称呼是「原乐」,由其剩余(Surplus)的属性定义。「一」被它自身产物之上的产物所破解,而这一破碎、不完整的象征性「一」的领域就是拉康笔下的大他者。大他者并不是「一」的他者,而是拉康对「一加」的称呼,也就是对包含了「加」和其重要影响的「一」的称呼。顺便一提,这也是为什么,拉康的大他者不仅是象征的大他者(能指的宝库),也是原乐和性层面的大他者。
这一理论首先且可能最瞩目的后果是,人类性行为不是因为使用了性器官或生殖器官才被性化。相反,是能指化造成的原乐的剩余性化了人类性行为,赋予它一种剩余投资(也可以说它使生殖活动性化)。这一点看似矛盾,但如果我们思考是什么区分了人类的性行为与动物或植物的性行为,那不正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性行为(human sexuality)被性化了吗(这也可以放在 「性是性感的」这样的口号中)?人类性向从来不只是性爱。或者更确切地说,越接近纯粹的性爱,就离任何一种动物性向(sexuality)越来越远(动物不会为了娱乐进行性行为)。性层面构成性的加倍使它不仅在生殖目的方面总是已经错位,而且在自身方面也是如此。当我们试图明确定义性活动时,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人类的性活动中充满了这种悖论:性越远离「纯粹」的交配运动(即,性活动所包含的元素范围越广),性就越被「性化」。性活动就是在这一自我分离的构成性区间中被性化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结合精神分析的性层面(或性活动)概念的独特本体论地位,讨论了实在界与前者的联系。但这一讨论如何与性差异联系到一起?性差异与性活动有何关系?这一关系是偶然的还是本质的?哪个先行存在?性层面因为(sexuality)性差异而存在吗?弗洛伊德的答案是毫不含糊的,也许也是令人惊讶的。在《性学三论》(1905)中,他坚称在青春期以前,任何两性(或两种性向)的萌芽都不存在:
但快感区的自体享乐特征在男女身上都有出现,正是因此,男女的性别差异在童年期并不明显,直到青春期才开始彻底显山露水…没错,如果我们仔细考虑「男性」(männlich)和「女性」(weiblich)两个词的内涵,就不难发现原欲天生就有着男性的特征。无论其出现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无论其追寻的性对象是男是女,这一点都不曾改变。6
换句话说,在力比多的层面上,不存在两性划分。哪怕我们能够阐述「男性」和「女性」是什么,我们也只会将其描述为「男性」。然而我们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弗洛伊德在引用段落的脚注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7
所以,面对性差异的问题时,精神分析的第一个答案是:从严格的分析角度看,这里实际上只存在一种性,或者一种性向(sexuality)。并且,性向(sexuality)并不诞生自性差异。性向不来自追求失去的另一半的欲望,而是自我推动(以及「自体享乐」的)。弗洛伊德写道,「性驱力首先是独立于其对象而存在的,而性驱力也并非源自其对象的吸引力。」 8
这是否意味着,性差异仅是纯粹的象征性构造?这里等待着我们的是来自精神分析立场的另一个惊喜(当然,与第一个惊喜不无关系)。性差异在象征界中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这一差异的象征捕捉是非性化的。「在心理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让主体把自己定位为男性或女性的存在」。9
也就是说,尽管「男人 」或「女人 」的意义的产生肯定来自象征性生产,而且是大规模的象征生产,但这一象征生产并不将性差异作为象征差异而生产。换句话说,性差异是一种不同的差异,它不遵循差异化的逻辑。正如Mladen Dolar所精简地说:
一种广为流传的批评称二元对立是强制性向的场地,带来了管制、强加的模型、以及强制性的限制。通过强加的两性二元代码,我们似乎臣服于基础社会约束了。但问题也许恰恰相反:性差异之所以以二的形式展开,恰恰是因为性差异无法被还原成二元对立,或者被任何二元结构解释。性差异不是能指化的差异,它不定义结构的元素。性差异并不能用对立特征来描述,或者用性差异前的既定实体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身体可数,但性不可数。性限制了身体的可数性,它将人从内部划分,而非使用某种普遍类别来归类人。10
性之所以是意义和归类的绊脚石,并非因为它在道德上被视为灰色领域。性之所以在道德和法律上被视为灰色领域,恰恰是因为它是意义的绊脚石。这也是为什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上,性向的去罪化不应该走自然化的路线(例如,「人类性行为只是自然行为」)。相反,我们应该先主张人类性行为的非自然性,尤其是以生殖为唯一目的的性行为。人没有「性本质」(也没有「性存在」)。性层面的问题不在于它是来自自然、无法完全驯服的残留物;相反,这里根本不存在自然,这里没有自然--一切都始于能指化的剩余。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即以上的讨论对一般的本体论的意义,以及更具体的,对当代性别研究的表演性本体论的意义,那我们必须从以下这一关键推论出发。拉康建立了存在(being)与实在(Real)之间的区别。实在不是一种存在,也不是一种质料(substance),而是存在本身的僵局(deadlock)。它与存在不可分割,但它又不是一种存在。可以说,对精神分析来说,没有独立于语言(或话语)的存在—也因此精神分析看似与当代唯名论兼容。所有的存在都是象征性的,都是在他者中的存在。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补充,即:这里只有象征性的存在—但除此以外,还有实在。这里还「有」实在,但实在并不是一种存在。但它也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存在之外的东西;它不是与存在并列的东西,它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存在空间本身的弯曲。它只是作为存在的内在矛盾而存在。这正是为什么对拉康来说,实在是每个本体论的咽喉之骨:为了谈论「存在之于存在」,我们必须从存在中切除不是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实在是传统本体论为了能够谈论「存在之为存在」而不得不切断的东西。我们只有通过从存在中减去一些东西,才能达到「存在之于存在」,而这个东西恰恰是那些虽然包含在存在中,但却阻止它被完全构成为存在的东西。实在,作为使存在的(象征)空间磁化和弯曲的额外,在其中引入了另一种运动,它感染了象征性的运动,使它「不是全部」。
来自JoanCopjec讲座的一段节选很好地阐述了性层面(作为实在)和性差异的关系,在这里她做出了以下关键观察。
从这一天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精神分析的性差异概念就被质疑其合理性,且很大程度上被抛弃,而取之而代的是性别(Gender)的中性(neutered,阉割)概念。是的,中性(阉割)概念。我强调性别(gender)这一术语的中性,是因为性别取代了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中的性(sex)。性别理论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壮举:它把性(Sex)从性爱(Sex)中抹除了。尽管性别理论学者们继续讨论性行为(Sexual Practices),她们不在询问什么是性(Sex)和什么是性向(Sexuality)。简而言之,性不再是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性反而重归了日常语境的含义:某种非常模糊的划分,但描述主体时只是一个次要属性,一个他人的修饰词,而应用于行为时,则让其变得有些下流。11
我想用上文作为以下论题的大背景:正是因为性层面牵连着性差异,所以性差异不能被展示为象征性差异。的确,精神分析并不试图将性差异去本质化。最有效的(实在界中的)去本质化是性差异在性层面的上述牵连;也就是说,作为存在的外在性而被牵连。而这正是精神分析所提出和坚持的--与性别差异相反,性别差异和其他差异一样,由于过于成功,并且落入了为本体论一致性提供基础的陷阱,因而错过了重点。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像形体-物质、阴阳、主动-被动……这样的差异与「性别 」差异属于同一类本体论。即使性别差异放弃了互补性原则而接受了性别多重性原则,被称为性别的实体与其本体论地位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人们断言性别的存在。(对性别存在的「强调」似乎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一个人在断言两种性别的存在时通常是胆怯的,但当涉及到多种性别时,这种胆怯就消失了,性别的存在被更坚定地断言了)。从性别的角度考虑,性差异至少在原则上与自身本体论化的机制相容。这使我们回到了前面的观点,现在我们可以补充道:本体论的去性化(它不再被设想为两个「男性」和「女性」原则的组合)与性层面作为存在的实在/破坏性点的出现相吻合。而把性层面拿掉(作为无关本体论的东西),则打开了性差异的本体论象征化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把性(别)从性中移除」,他移除的是使性差异的问题性和单一性暴露出来的条件。这种移除并没有消灭问题,而是消灭了看到和解决问题的条件。12
「性差异」不是一种差异化的差异(这可能是拉康从不使用「性差异」一词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拉康著名的性化公式不是一般意义上差异性的:性化公式并不意味着两种存在之间的差异——在M和F位置之间不存在矛盾(或对抗)。相反,矛盾或对抗是这两种立场的共同点。矛盾和对抗性是它们的共同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同一标题下谈论「男人」和「女人」的原因所在。简而言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性,即他们之间不可还原的同一性,不是存在,而是存在的矛盾或存在的外在性。这也是「不存在性关系」的意思。性差异并不意味着像畅销书标题所说的那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因此永远不能形成和谐的组合。性差异并非旨在解释两性之间的战争,「玫瑰战争」,所谓的两性如水火不容。因为这些解释总是充满了关于什么是「女性」和「男性」的主张—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精神分析恰恰否认了我们获得关于「女性」 和「男性」相关知识的可能性。精神分析的主张更谦虚也更激进:性的二分不具有任何意义。性层面不分为「二」,不构成「一」。它卡在「不再是一」和「还不是二(或更多)」的中间;它围绕着「另一个性(sex)不存在」(也就是说,这种差异是不可本体化的)这一事实,然而这里却有不止一个性(sex)(也就是说,「不止多个」)。
精神分析不是性层面的科学。它没有告诉我们性到底是什么;它告诉我们不存在「真正的」的性。但这种不存在与独角兽的不存在不同。它是一种实在中的不存在,并矛盾地在现实中留下了痕迹。它是一个在实在中展现的空洞。它是一种无,或者说否定性,带有后果。这给我们带来了下面这个笑话中所隐含的逻辑。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咖啡厅,朝服务生说:「一杯咖啡,不含奶油,谢谢。」
服务生回答道:「对不起先生,奶油没有了,可以另上一杯不含牛奶的咖啡吗?」
性层面就是笑话中的奶油;性层面和奶油的不存在并不代表它们仅仅是无,而是流动的(walks around)和扰乱性(makes trouble)的无。
精神分析的根本教训就是上面的这一笑话:如果精神分析不能提供任何不含「性层面」的东西,那恰恰是因为性层面不存在,所以它才无法提供。而恰恰是这种「没有」,这种有着真实后果的不存在性,在我们从性到性别的转换中被丢失。/
1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Alan Sheridan, ed. Jacques-Alan Mill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7[1979]), 151.
2 To name a few of the most prominent thinkers in this field: GillesDeleuze, for his ontology of the virtual; Alain Badiou, for his mathematicalontology; Giorgio Agamben, for his ontology of potentiality.
新本体论里最为优秀的几位思想家包括:德勒兹,拟像实在论;巴迪欧,数学本体论;阿甘本,潜能本体论。
3 Lacan and Freud being, in my opinion, synonymous with“psychoanalysis.”
在我理解里,拉康和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一词是同义词。
4 “[Psychoanlysis] proceeds from the same status as Science itself. Itis engaged in the central lack in which the subject experiences itself as desire… It has nothing to forget [a reference, no doubt, to the Heideggerian“forgetting of Being”], for it implies no recognition of any substance on whichit claims to operate, even that of sexuality.”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266.
“[精神分析]延伸自科学本身的地位。精神分析的理论对象是使得主体将自己体验为欲望的那一核心缺失…精神分析没有任何可以遗忘的东西(作者:毫无疑问,这是在致敬海德格尔范式下的“对存在的遗忘”),因为精神分析并不预设任何支撑其运作所需的质料,哪怕是性层面本身作为质料。”
5 Slavoj Žižek is very right in replacing the term “vital” with the term“undead”: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not any kind of simple opposition betweenlife and death, or vital forces and the “dead” automatism of the symbolic, butis instead a paradoxical entity traversal to this divide.
齐泽克很明智地将“富有生命力的”(vital,或至关重要的,双关)替换为了“不死的”(undead):这里所涉及的并非是生命与死亡的简单对立,或者生命力与象征界“死亡的”自动机制,而是跨越这一分割的悖论存在。
6 Sigmund Freu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in OnSexuality, Vol. 7,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77), 141.
7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at the concepts ‘masculine’ and ‘feminine,’ whose meaning seems so unambiguous to ordinary people, are among themost confused that occur in science.”
“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虽然“阳性”和“阴性”这两个概念在日常语境下,含义似乎毫无歧义,但在科学语境中确是最令人困惑的。”
8 Ibid, 83. Which is why, “from thepoint of view of psychoanalysis, the exclusivesexual interest felt by men for women is also a problem that needs elucidating and is not a self-evidentfact based upon an attraction that isultimately of a chemical nature.” Ibid., 57.
这也是为什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男性专对女性的性欲本身也是一个需要阐述的问题,而非是源自于化学物质的自证事实。”
9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Psychoanalysis, 204.
10 Mladen Dolar, “One Splits intoTwo,” in Die Figur der Zwei/The Figure of Two,Das Magazin des Instituts für Theorie, No. 14/15 (December 2010) 88.
11 The lecture, called “The SexualCompact,” has only been published in Spanishso far, in a collection of Joan Copect’sessays titled El Compacto Sexual (Paradiso editores and 17, Institutode Estudios Criticos, 2011). The Englishversion will appear this spring in a specialissue of Angelaki on vit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
这一讲座名为“TheSexual Compact”,目前只在Joan Copjec的一本西班牙语论文集中出版,文本名是EICompacto Sexual(Paradiso editores and 17, Instituto de Estudios Criticos, 2011)。英语版本将会在今年春季的Angelaki活力论和性差异特刊当中出版。
12 And, to be said in passing, somethingvery similar happened in the conceptualspace of leftist political theory when it abandoned all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focused entirely on the “cultural”(i.e., identity politics), or “evental”(Badiou), dimension of emancipation. Žižekdeveloped this argument very convincingly in chapter 3 of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and NewYork: Verso, 2010).
短暂地提一下,左翼政治理论的概念空间里也经历了非常类似的事情;人们抛弃政治经济学的坐标,仅仅聚焦于“文化上的”(例如身份政治)或“事件上的”(巴迪欧)解放。对于这一点,齐泽克在《Living in the End Times》的第三章里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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